不出意外，富士康将成为近三年A股市场规模最大的IPO。

从2月1日递交招股书申报稿到3月8日证监会第十七届发审委审核通过，仅仅用了36天，创下了A股市场IPO审核的最快纪录。在A股市场审核趋严的大环境下，富士康IPO过审被外界称为“光速”。

根据招股书披露，富士康股份股票简称“工业富联”，股票代码“601138”，拟发行约19.7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云计算及高效能运算平台、高效运算数据中心、通信网络及云服务设备、5G及物联网互联互通解决方案、智能制造新技术研发应用、智能制造产业升级、智能制造产能扩建八个部分进行投资，募集资金超过上述需求量部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富士康从代工向工业互联网转型需要更多投入，在A股IPO后，可以提供更多资金，支持转型。”香颂资本董事长沈萌对蓝鲸TMT记者说。

富士康股份主营业务有通信网络设备、云服务设备及精密工具和工业机器人三个部分。是从集团母公司鸿海精密旗下剥离的出来的业务。鸿海精密间接持股富士康股份69.14%，郭台铭IPO前持股富士康股份11.54%，IPO后持股10.39%。

与之前媒体猜测的有可能“折价”上市不同，富士康采用战略配售、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相结合的发行方式，其中全部战略配售股（50%股份锁定期为12个月，50％的股份锁定期为18个月）和部分网下发行股（70%锁定1年）设置了锁定期。其实无论是折价上市还是大面积锁股，都是由于富士康IPO规模特别巨大，防止股市剧烈波动的一种手段。当然，两者向市场传递的信号截然不同。时隔四年之后，重启战略配售，对于富士康无疑是积极的，符合A股市场利好高科技的预期。

世界级代工厂“船大难掉头”

一直以来外界对富士康的评价以“不了解”居多，即便有所了解也和“代工厂”、“苹果”这些词语高度关联。而“代工厂”是郭台铭避之唯恐不及的三个字，2012年富士康谋求转型，曾宣布到2014年实现装配100万台机械手臂计划。郭台铭也一直在多个场合强调，富士康二十多年前就已经不是只有代工了。言外之意，富士康并不是一家代工厂。

在近期富士康IPO路演阶段，郭台铭开始频繁露面。5月16日，郭台铭头顶8K标识红色棒球帽现身清华大学，以实体经济＋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赋能时代来临为主题，宣讲富士康8K＋5G、高效能运算及人工智能在工业互联网的应用理念。5月17日，在天津举办的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上，郭台铭再次强调，富士康不是代工厂了。其招股书对于自身代工业务描述也均回避代工字样，以ODM、EMS、加工替代。

根据招股书披露，2015年至2017年，富士康主营业务成本占总成本比重99.91%、99.76%、99.73%。直接原料成本（采购大量高价值电子零件）占当期主营业务成本的82.02%、83.21%和86.51%。一般情况下，只有在传统工业制造技术含量较低领域才会有如此高的原料成本占比。

在主营业务中，通信网络设备三年占比分别为58.3%、51.09%、54.22%。云服务设备占比36.13%、40.34%、37.17%。精密工具和工业机器人占比0.15%、0.14%、0.22％。其中，占比最小的精密工具和工业机器人毛利率高达49%高于通信网络设备的14%。

三年营收分别为2728亿元、2727.13亿元、3545.44亿元。净利润分别为143.5亿元、143.66亿元、158.68亿元。净利润率分别为5.26%、5.27%、4.48％，在5％上下浮动。

相比之下，高通、苹果等一些纯高科技上游企业的净利润远远高于富士康。比如，苹果2017年财报显示其净利润率高达22.72%，保持了近几年20％以上的净利润率。2017年高通净利润率在腰斩的情况下也达到了15.55%。最高时期净利润率达30%以上，甚至高于以“高净利润”著称的苹果公司。其中，高通80%以上的净利润来自专利授权费。

2017年富士康大中华区主营业务收入与其它地区占比从2015、2016年的38.58%、35.33%下滑至19.67%。根据IDC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14.72亿，同比下降1%。其中苹果市场占有率从2016年的4.5%下降到4.4％。一方面，大中华区人力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受苹果手机销量，iPhone X的工艺、出产、产能问题影响很可能是大中华区营收占比下降的两个最主要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资产负债率方面，2017年负债率从2015、2016的45.72%、42.89%猛增到81.03%。因为负债率增加会降低净资产额，提高负债率在净利润率不变的前提下可以提升ROE水平。而2017年富士康净利润率下滑，ROE也相应的降低，三年一直呈现下滑趋势。富士康称增加原材料和设备采购导致，不排除避免贸易争端影响以及价格波动而提前进行采购“套期保值”。

在人员构成和研发方面，富士康大专以下的学历高达78%，大专及本科占21.4%，硕士及以上仅仅0.6%，40岁以下青壮年占91.49%。三年的研发收入占比分别为1.75%、2.01%、2.24％。

而在半导体以及其它科技行业，高研发投入几乎是标配。举个例子，2017年，高通研发占营收比为21.9%、英特尔21.5%、华为14.9%、微软14.5%、西门子6.3%、诺基亚20.8%......研发投入均没有低于5％。研发投入越高相应的研发人员占比也相对较高，根据2017年华为财报显示，其研发人员占公司总人数的45%。

显然，富士康自身的业绩以及业务组成不足以跟高科技企业挂钩，企业本质仍然处于“代工”行列。由于过分依赖上游企业，毛利润和净利润过低才是富士康多年以来一直想转型的根本动因。同时，转型对于体量过于庞大的富士康来说，“船大不好调头”，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更需要对转型方向有一个深刻的认知。

可以预见的是，上市之后的富士康，市值很可能超过5000亿元，募集资金也很有可能远远超过272.53亿元。随着资金到位，企业负债率也将会大幅度减小。

割裂下的工业互联网：想象力能持续多久

郭台铭曾经说过富士康的想象力不够，从“工业富联”四个字来看，工业互联网无疑是郭台铭认为最能够给富士康“未来十年”带来巨大想象空间的领域。

工业互联网是一个新生事物，随着消费互联网to C市场发展达到饱和，工业互联网to B市场方兴未艾，企业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行业共识。

富士康招股说明书中提到，在工业互联网领域GE和西门子是其主要竞争对手。想要了解富士康的工业互联网概念，可以从GE和西门子两家典型的企业入手，进行横向比对。GE和西门子分别代表了美国和德国工业互联网战略的典型“案例”，也是美国和德国工业互联网发展最为真实的写照。

尽管GE和西门子都在走工业互联网的路线，但是两家的方向并不相同，一个向左一个向右。GE所在的行业是航空、医疗、汽车发动机等；西门子所在行业是轨道、工厂、风电、石油、医疗等等。

“GE和西门子数字化业务布局和定位的最大区别是，GE更佳倾向于基于IT与网络技术打造通用平台，实现横向拓展。西门子则更加倾向于深耕专业领域的基础之上，借助IT与网络技术为客户打造数字化解决方案，实现纵向延伸，是两种不同的思路。”ICT观察专家张群英对蓝鲸TMT记者说。

此外，两家的定位也有所不同，GE的平台称为Predix，西门子的平台为MindSphere。“GE的理想是将Predix打造成工业领域的安卓系统，开放给所有工业企业与软件开发者，企业可以利用Predix开发和共享各种专业应用。”ICT观察专家张群英说，“西门子的MindSphere定位基于云开放式IoT操作系统，与GE的Predix不同，西门子用手机APP store来比喻MindSphere未来的运营模式，表明西门子走的是深度垂直化的路线，更多专注于为不同行业提供定制化系统解决方案，而没有将主要精力用于打造适用于所有领域的通用系统平台上，与GE的路径大相径庭。”

简单说就是，GE倾向于水平拓展，波及面比较大；西门子垂直化，更加细分、碎片化。在业务性质上，一个是“操作系统”，一个是“手机应用商店”。

其实，GE走向工业互联网纯属偶然，2011年美国企业正值数字化转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GE聘请思科的Ruh加速数字化转型。2012年GE正式提出工业互联网的概念。2012年11月，GIGAOM刊登了时任GE董事长杰夫·伊梅尔特的文章《工业互联网的未来》，伊梅尔特称“这是一个庞大的物理世界，由机器、设备、集群和网络组成，能够在更深的层面和连接能力、大数据、数字分析相结合。这就是工业互联网革命。”

2013年至2015年期间，伊梅尔特多次来到中国，为其“工业互联网”概念“宣传造势”。彼时国内消费互联网尚未消化完全，对“工业互联网”更多的是不理解和陌生。

伊梅尔特曾说，“不能有机增长，是一个巨型企业的灾难。”实际上，作为主导GE工业互联网的主要部门GE Digital，并没有得到预期的高增长。2016年GE Digital的收入不过60亿美元，而GE对其的研发投入却达到了21亿美元，与其它超过千亿的收入相比过于微小。2017年GE亏损62亿美元，股价腰斩，下跌22%，成为2008年以来最差的一年。主推工业互联网概念的伊梅尔特比原计划提前三个月退休。

原GE医疗总裁约翰·弗兰内里被任命为GE新CEO，弗兰内里上任后进行了一系列管理重组“大换血”。其中一项“遗产清算”就是GE Predix，GE Digital在美裁员约100名销售及研发人员，把工业系统业务部门卖给瑞士ABB公司，进一步削减Predix相关人员和支出。同时宣布GE未来专注于三大业务条线，航空、电力、医疗。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GE的竞争对手西门子在2017年股价一路攀升，2017年财报显示营收和净利润分别为830亿欧元和62亿欧元。西门子CEO凯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工业互联网是垂直发生的，不能像消费互联网那样水平扩展、跨界发展。

根据富士康招股书说明，关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项目拟实施进度计划表显示，2019年1-6月集中管理和分散处理数据，2019年7-12月建立数据分析应用方案，2020年1-6月发展智能化生产与决策应用，2020年7-12月推动成果。郭台铭在清华的演讲中表示，以供给侧IT的视角来看待工业互联网即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如果数据收集，智能处理就是全部工业互联网，那么富士康可能把工业互联网想的过于简单了。无论是进度计划表还是对外宣讲中，究竟怎么做工业互联网，富士康的思路并不清晰。

根据2017年9月工信部关于工业互联网的一份内部讨论稿显示，GE、西门子等领军企业围绕“智能机器人＋云平台＋工业APP”的功能架构整合生态资源。工业互联网是两化融合（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三明治”，其中工业APP是关键。

关于工业互联网现状，该讨论稿显示，全球工业互联网总体处于商业化前期，绝大部份平台尚处于探索阶段，未获得广泛的市场化应用，我国的企业在2015年之后积极开展布局。

我国的三一根云平台、航天云网INDICS平台、海尔COSMOPlat平台、美的MeiCloud平台、用友iUAP、华为OceanConnect平台、机智云Gizwits IOT Enterprise平台、普奥ProudThink平台；国际企业，施耐德EcoStruxure平台、ABB Ability平台、和利时HiaCloud平台、SAP HANA平台、ThingWorx平台、IBM Bluemix平台。这些平台均采用不同模式，不同的路径。

“富士康和GE、西门子的工业互联网，就是夏虫与冰、飞鸟与鱼，并不是一回事，它的本质其实是一个物联网。”一位IT观察专家对蓝鲸TMT记者说。

工业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工业应用的创新更加艰难，一位同行曾表示，互联网和物联网本质在于数据的来源，互联网数据由人产生，而物联网数据由机器产生。涉及到新语言形态，后者数据处理更加复杂。

GE、PTC、西门子这样传统的行业巨头，都不能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单打独斗。富士康能否独自挑起行业的大梁呢？此外，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企业专业壁垒非常巨大，不同行业的自身发展的特点也千差万别。富士康所在的3C制造行业和石油、航空、医疗、电力的经验是不尽相同的，任何一家3C制造的工业互联网也不能套用在其它行业之中。

更为重要的是，全球行业监管、数据管理界定不明，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数据封闭、信息安全不可控都是制约工业互联网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

根据IoT Analytics统计，目前全球工业互联网平台数量超过150个，占物联网平台总数的32%，是第一大细分平台类型。

显而易见，工业互联网庞大的市场是非常诱人的。不过对于IPO过后“不差钱”的富士康来说，故事能讲多久，意味着想象力能持续多久。